谈谈辩证唯物主义
李北方按：这是一篇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读书笔记式的文章，前段时间写了，但没能发表，因为以本人的身份谈论这么大的问题“不够权威”。好在自媒体消除了身份障碍，故而贴在这里，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说过，“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到了晚年，毛泽东又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
马恩的开拓性贡献
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是两个容易被滥用的概念。比如，将一个搞迷信活动的人指斥为唯心的，是常见的说法，却是不严谨的。严格地说，迷信的人，错只在盲目地相信一些未经确实、无法确实的东西，其在哲学上倒未必是唯心主义的。
那么，何谓唯心主义？何谓唯物主义？
恩格斯概括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键就在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
凡是认为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认同某种“创世说”的学说的人，就属于唯心主义者。这里说的“创世说”不限于宗教范畴，也包括其他唯心主义哲学的与一神教的创世说相类似的思维方式，即把某种概念视为先于自然界而存在、将其在功能上等同于上帝的说法。典型的如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可以说是这个观念的下降；无论如何，思维及其思想产物即观念在这里是本原的，而自然界是派生的，只是由于观念的下降才存在”。
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这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吸取了黑格尔哲学的有益部分，但这不妨碍恩格斯狠狠地批评说，“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
唯物主义正相反，它“把自然界看做唯一现实的东西”，即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唯物主义把思维视作现实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无论这反映是正确的还是被歪曲了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这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概念和分野。
唯物主义并非没有它的盲区。把自然界看做唯一现实的、本源性的东西，意味着把“自然界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暂时存而不问，留给自然科学家去解答了。而科学家们给出的诸如“大爆炸”之类的解释，看起来却像是“创世说”的另一种翻版。
马克思主义把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颠倒了过来，同时继承了其辩证法。黑格尔将之前的将事物当做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的方法称为“形而上学的”，而辩证法主张将一切事物看做是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将事物放在发展中来研究。于是，世界就变成了旧事物不可避免地被新事物取代的各种过程的集合，在辩证法面前，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都失去了最终的性质，真理不再是一经认识就可以死记硬背的教条，真理只存在于认识过程之中。这是辩证法的革命性，而且这种革命性是绝对的。
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加在一起，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还是直接引用恩格斯的概括：“自然界和历史中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在什么地方），但无论如何是不依任何思维的人脑为转移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应，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
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涵义。辩证唯物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的推进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对唯物主义的论述，着重在于讨论作为抽象的范畴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并没有对与存在相一致的思维和与存在相背离的思维进行区分，这使得论述多少显得有些令人费解。
作者说，“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那么，脱离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与存在的思维，比如黑格尔哲学，应该怎么解释呢？在这里，作者引入了分工这一历史现象，将唯心主义的产生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联系了起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于是，要彻底消除思维和存在的分离，根本的办法就是消灭分工，当每个人都既是物质劳动者同时也是精神劳动者的时候，这种状况也就消失了：“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
这一论述是否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可以再商榷。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时提及了人在思维能力方面的天赋，也就是人脑的作用：“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这里，作者虽然刻意淡化人的思维能力的作用，但毕竟涉及到了，人的这个能力是可以转化为主观能动性的。
毛泽东的《实践论》在阐释辩证唯物主义方面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实践论》讨论的不是抽象的实践（存在）与理论（思维）的关系，而是讨论如何能够正确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并用以改造客观世界，《实践论》要回答的问题，借用毛泽东在其他地方说过的，是“人的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而不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样就避免了一些哪怕在哲学层面也讨论不清楚的问题。
第二，《实践论》的讨论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当作了隐含的前提，“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具备了主观能动性的革命者的武器，借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实践论》提出，要反对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和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死的理论的教条主义，其实，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正是避免这两种错误的倾向的最好的武器。
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强大的思想武器，一经掌握，便可以在现实工作中加以运用，对领导干部来说，灵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可以识别谬误、避免决策错误。这里以新自由主义为例，简单地进行一点分析。
新自由主义是毫无疑义的“显学”，虽然它的破坏性和反动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在全世界范围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中国也不例外。有一度国内曾掀起了一波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但收效甚微。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多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展开，着眼点在于它带来了贫富分化、阶级社会重构等等，却少有人从哲学层面入手，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指出其在哲学层面上的唯心主义性质。
新自由主义脱胎于古典自由主义，实质是对古典自由主义做了漫画式的变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但二者的唯心主义性质是相同的。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自由”并非基于真实的历史发展概况总结出来的，而是产生于自由主义哲学家的头脑，是纯粹的理性的产物。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是先于历史而存在的，历史演进的过程就是自由逐步实现自己的过程，历史的目的则是自由的彻底实现。
市场之于新自由主义的地位相当于自由之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者头脑中的市场也是一个纯粹的概念，市场的作用不是服务于历史的进步，相反，历史演进的目的是为了理想化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健全。而自由，是需要通过市场来实现的。新自由主义之“新”，不过如此。
此外，还有另外一种市场，即作为经济发展手段的市场，也就是邓小平讲过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那个意义上的市场，是中央文件中阐明的发挥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的那个市场。这个市场当然也是一个理论范畴，但它是基于实践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它是指导实践的理论工具，同时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丰富。
两种市场概念，前一种是具有唯心主义性质的，后一种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决策者搞不清二者的区别，没有站稳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稀里糊涂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念，这才搞出了很多把市场当成目的而不是把市场作为服务人民利益的手段的荒诞剧。比如，已经落马的“官场怪胎”仇和在江苏宿迁任职时，为了搞市场化而把公立卖掉了，结果宿迁不得不斥资21亿重建公立医院。然而，就在这样的前车之鉴下，湖南某地仍然推进公立医院的“改制”，引起了医院职工的不满，并打出“紧跟共产党走，不当资本家的狗”的标语表示抗议。
用哲学的话语来解读，这表明，那里的决策者的辩证唯物主义水平欠缺，头脑里装着的是唯心主义的那一套，否则他们就会实事求是地承认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一个事实，市场手段不适合医疗领域，市场不是万能的，并且在之后的工作中更加纯熟地运用市场手段。只有被唯心主义占据了头脑的人，才会在实际工作中不顾现实，强推某种理念。
重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必要的，对党政领导干部而言更是如此，它有助于指导现实的工作，不把中央的“好经”念歪，避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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